4月5日，怀有身孕的单亲母亲徐丽（化名），和男子李立（化名）登记结婚时，才第二次见面。两天后，她为还没出生的宝宝办齐准生证等手续后，跟李立离了婚。李立是一位专门从事假结婚的中介。记者看出，围绕办准生证、落户、买车、购房、拆迁、移民等问题，“假结婚”已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。在一场“假结婚”中，中介扮演着关键角色，为客户提供从领证到离婚的一整套服务，费用1.5万到10万元不等。（5月3日 南方网）

  假结婚成了办准生证、落户、买车、购房、拆迁、移民等问题的“桥”，中介稳稳地坐在这座“桥”上，如同“守株待兔”的猎人，通过假结婚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谋利。假如没有中介，任何一个想通过假结婚达到不正当目的的个人，都不会贸然尝试。他们不熟悉假结婚的过程或需要注意的几点，害怕其中存在没办法预测的陷阱被某一方套住而鸡飞蛋打，望而生畏。

  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，假结婚有没有社会危害性，有关方面对假结婚是袖手旁观，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呢？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显然有斗大的馒头不知从何下口的困惑。

  有人借助假结婚达到个人目的，明显是正规合法渠道有障碍，迫不得已“大道不走走小道”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，正当合法渠道办理相关事项，存在政策或人为设卡的可能，影响了市民办事的效率和顺畅性；也有一定的可能是对假结婚有需求的人心里灰暗，为了尽快取得相应的权益，或创造条件，获得法律上尚不允许的利益，却侵犯了他人的正当权益，钻了合法性的空子。

  如果是前者，相关方面理应毫不犹豫地立刀，对影响办事效率和市民幸福感的法规、程序与途径予以革新。比如，在“全面二孩”政策实施以后，只要不是超生，应给单身母亲给孩子办理准生证有条件放行。这顾及了单身母亲的隐私，也没有给当下的政策带来不利后果，没有必要让当事人以假结婚的方式成全孩子。

  如果是后者，要区别两种情况：一是假结婚并没有社会危害性，对当事人并不可能会产生权利侵犯与风险；对此，可以暂时搁置，但并不是放任自流，而是等时机成熟，进行策略性调整。比如，依靠假结婚购房的，如果房市政策与假结婚的需求不谋而合，且由他去吧。二是明显具有社会危害性，或者影响了现行制度、法规的严肃性，也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侵犯了其他人的权益。比如，如果受到落户人数的限制，依靠假结婚落户，就侵犯了不确定群体的利益。对此，需要当断则断，及时遏制，通过劝说、制止假结婚，或通过政策优化，让假结婚的人不能够达到想要的目的。即加大假结婚者办事的风险，堵塞假结婚、钻法律空子的漏洞。

  毫无疑问，不论假结婚是否侵犯了他人的权益，假结婚的方式都与公序良俗格格不入，假结婚获得诉求的结果也与现代文明相距甚远。基于此，我们应该表明的态度是决不支持假结婚，需要出台和实施区别对待，对症下药，逐步取消或者杜绝假结婚的措施和方案。

  一是，规范中介经营，对中介人员两次或两次以上参与假结婚，与无关系群众形成结婚事实并短时间内离婚的，可列入行业黑名单，并谢绝或制止从事类似行业；二是，完善政策制度，对政策制度涉及婚姻状况的，或涉及以家庭户为单位的政策事项，应慎重对待，防微杜渐；三是，政策本身存在瑕疵，影响了市民办理相关事务的，只要市民提出申诉，应依据情况及时应对，不要让并不完善的政策规定绊住群众的腿。

  有法律的人表示，结婚无所谓真假，只要依法办理了结婚登记，法律上都是有效的。但对我国结婚和离婚程序，及其结婚与离婚时间上的无限制，要重新审视。结婚和离婚程序上的便利，已经成了假结婚的一个台阶。不论从家庭的稳定性、子女教育的责任性、社会和谐的期待，还是从婚姻关系对其他社会事项的影响，都需要严肃对待结婚和离婚。通过结婚或者离婚，获得不应获得的好处，对社会或他人的权益形成了挤兑，不加防控意味着纵容。